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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3. 本期文章

        辛亥110年,未完成的革命

        中國并不“古老”“頑固”,她善于接受變化,那么,在這片土地上升騰起來的,那些向善的、為公的希望,也就不會消失。


        作者:董可馨 日期:2021-11-01

        攝影部-(鏡觀中國)(1)武漢:從首義之城到英雄-FZ00037370860.jpg

        1911年,革命軍占領武昌城后,軍政府掛起象征十八省團結一致的十八星軍旗


        1906年(光緒三十二年),慶親王奕劻的長子載振以鎮國將軍的身份出差,路過天津時,廣招歌妓陪酒,迷上了名伶楊翠喜。以直隸候補道充北洋陸軍統制的段芝貴看在眼里,出重金買下楊翠喜,待第二年春,奕劻在北京做壽時,將她帶進京獻給載振。

        “巧合”的是,同年,東北建省改制,段芝貴升任黑龍江巡撫,從四品一躍為正二品。這明顯的不正常提拔被人注意,御史趙啟霖上書彈劾,將段芝貴購買楊翠喜贈于載振的事抖了出來,輿論大嘩。

        這件事情背后并不簡單,有一說是,軍機大臣瞿鴻機、地方實力派岑春煊進行了運作,希望借此案打擊袁世凱和奕劻。民間輿論發酵,慈禧為難,勒令成立調查組徹查。

        調查組下去一番調查,結論竟是全無此事,楊翠喜正在別人家服役。御史被呵斥,革去官職,朝廷并警告其他官員,不要“挾私參劾”,污蔑朝廷命官。對于仍為趙啟霖說情的請求,慈禧嚴辭回絕。

        另一邊的載振卻心有不安,不好高調,自請辭職,暫避風頭。朝廷同意了其請求,但仍然對他的“才識穩練”夸贊了一番,最后明示他安心等待日后再次啟用。瞿鴻機、岑春煊出師未捷,反噬自身,于當年相繼被罷。

        這場發生在1907年,被稱為“丁未政潮”的風波,轟動一時,當時,“新政”已開始六年,五大臣出洋考察歸來不久,預備立憲也進入籌劃階段,但這一風波對義和團運動后權威大掃的皇室再次造成不好影響,加劇了時人對朝廷的失望。

        朝廷的改良調門喊得高,雖意圖“紛更舊制”,于廢科舉、興學堂、練新軍、設諮議局等方面多有作為,但整體觀感和效果并不能令人滿意,在殷殷立憲期望中,皇族內閣出世,被看作朝廷緊抓權力愈急的丑態畢露。

        民間日子也不好過,改革所需費用浩大,而朝廷欠款、借款日多,財政難以支持,攤派愈多,通貨膨脹、貨幣貶值得又厲害,貧富對立尖銳,社會情緒焦躁而憤怒。

        社會各界對皇室和改革充斥著不信任,商界、學界、包括部分滿人、高官在內,不滿日盛,他們或寄希望于改良,或意圖革命,總歸是要變一變現狀的。1911年5月2日,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致總稅務司安格聯一封信,其中道:“毫無疑問,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,不能就說他們是革命黨,但是他們對于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?!?/p>

        在這種氛圍下,社會情緒易燃易爆炸。1911年的5月,鐵路國有政策出臺,朝廷突然宣布原本民有的粵漢、川漢鐵路收歸國有,引起時人震驚,抨擊政策過于反復。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宋教仁撰文疾呼:“粵漢、川漢鐵路為民有、民業者已久,固亦清廷所特許者,縱或以其路線為一國樞干,理宜干涉,亦只應明定法令速其造路之期襄其營業之法已耳。借口政策而蹂躪人民已得權利,其與殺人越貨者何異?抑實施此國有政策時尤宜審量國家財政力量,茍不得良善之財源則亦不得貿然為之?!?/p>

        由“保路運動”而起,爭權風暴開始向其他領域擴散,并彌漫至政治方向。而5個月后,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城頭響起的,在日后看來標志著辛亥革命開始的關鍵事件,似乎是“意料之外,事理之中”地推倒了王朝覆滅的多米諾骨牌,此后各省紛紛響應,不出三個月,改天換地,民國遂成。

        學者蕭功秦認為,辛亥革命是一場由漫不經心的改革的失敗所導致的不成熟的革命,不成熟的革命使中國陷入一盤散沙的狀態。草蛇灰線,辛亥革命的發生與意義是長程的,其影響波及久遠,以至于今。

        如今,110年已逝,當年革命者所期許的目標,還沒有完全實現,后人檢討之,能看到的應當更多。


        從理念到實踐,權力的再分配

        辛亥革命與以往的改朝換代有著根本的不同,西風東漸,現代意識輸入,知識精英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朝廷觀念,萌生了國家意識、民權意識?!疤煜聻楣??!弊兏镉捎^念引領,它期望一個平權、公正,符合民主、民族、民生訴求的現代文明中國。

        理念走入實踐,實質上要引起權力關系的變化。改革中權力關系處理的恰當與否,直接關系秩序能否平穩,也關乎理念如何落地。

        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歷史,有兩類關系非常重要:中央-地方、外朝-內廷,前一類,是如何保持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,后一類,是最高權力如何維持自身的安全。這兩類關系決定了國家主要的制度安排和權力分配的方式。

        唐毀于藩鎮做大,明失于宦官當政,有清一代,皇帝勤政,于前朝教訓多有注意,但清朝末年,權力格局和權力關系也不能不發生變化。

        地方上,太平天國時期,督撫勢力崛起,并開始軍事化。從曾國藩開始,李鴻章、張之洞、左宗棠、袁世凱,國之重臣,無不是手握重兵的權臣。實權人物擁有軍隊以為自己權勢的依憑,中央實質上無力控制。

        庚子事變時,兩廣、兩江、湖廣、閩浙在內的各省不愿對外開戰,拋開北京,從權行事,張之洞、劉坤一等地方大員與英國公使展開活動,醞釀東南互保,慈禧沖動下與十一國的宣戰,不過是一場只屬于北京的孤身之戰。

        朝廷注意到此問題后,也著意收縮督撫權力,加強中央軍權,但地方督撫和新軍的關系脫離,一旦新軍反叛,督撫也無力回天。以學者李細珠的研究,各省新軍起義,像江蘇巡撫程德全、安徽巡撫朱家寶、廣西巡撫沈秉那樣轉向革命陣營的地方督撫是極少數,大多數督撫仍有效忠清廷之心,卻無控制新軍之力,無法鎮壓革命,最后自殺的自殺、被殺的被殺、去職的去職。

        在朝廷,庚子事變后,中央的權力結構翻轉,漢人改革派與溫和派的力量被削弱打擊,一批年輕滿族親貴重新占據要職,但他們多盲目而無能,皇親貴胄中最關鍵的兩號人物,奕劻貪瀆、載灃遇事不決。溥儀在《我的前半生》寫:“我的弟弟曾聽母親說過,辛亥那年父親辭了攝政王位,從宮里一回來便對母親說:‘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’,母親被他那副輕松神氣氣得痛哭一場?!比詢烧Z中,可窺這位監國攝政王的形象。

        當晚清的中興名臣李鴻章、張之洞、恭親王奕?等相繼老邁去世后,朝中更罕有能人干臣。以陳寅恪的觀察,同光年間朝臣中“清流士大夫,雖較清廉,然殊無才實,濁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實,然甚貪污”。丁未政潮后,“南岑北袁”之中的岑春煊失勢而離京養病,袁世凱入軍機,朝中除他,已看不到多少有作為的人。1911年5月8日成立的責任內閣,13名國務大臣中,滿族9人,皇族7人,被時人譏諷為“皇族內閣”,也是朝中無人的真實反映。

        1908年,光緒和慈禧前后腳去世,載灃攝政,立馬將袁世凱開缺回籍,可他依然能安然釣魚。重新回來主持改革時,袁世凱于預備立憲非常用心,他擬撤銷軍機處,將內閣作為行政總機關,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,左右副大臣兩人,各部尚書是內閣政務大臣參知政事。

        張謇的親信劉厚生以為,袁世凱如此熱心預備立憲,最關切的,是想借改革官制的機會,重組決策集團,掌握用人權。責任內閣制由首相組閣,各部大臣由首相推薦,他們組成中央政府后,再改革各省官制,擁護慶親王做內閣總理,他自己做副總理,慶王老邁無能,用人之權實質上操之于袁世凱之手。

        1911年11月1日,皇族內閣在起義聲中集體辭職,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,已是當時能左右局勢的唯一關鍵人物。朝廷希望他與革命黨談判,革命黨寄希望于他終結清廷命數。

        隆裕太后召見袁世凱時說,慶親王和其他臣工毫無主意,全交于袁內閣,務必保全她們母子性命,感激不盡。

        革命黨這邊,元老們縱使知道袁不可信,仍不得不將希望寄托于他。黃興致函袁世凱,希望他做中國的華盛頓;宋教仁聲稱袁如能反正,“將來自可被舉為大總統”;孫中山也呼吁,如果能通過袁世凱實現和平的、不流血的革命,“勝于用兵十萬”。11月30日各省代表聯合會在漢口英租界舉行,決定“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”。

        當時的局面是,權力重心落于袁世凱一人的身上,成長起來的新軍將領,在辛亥革命后成為地方都督,占到全國都督總數的一半,這些人,也只有袁世凱能協調控制。

        可惜的是,在袁世凱生前,沒有推動形成一個相對平衡的政治架構,反倒不斷利用手腕,瓦解了憲政安排,集權于一身,重回帝制。當袁死后,再無權力重心,力的政治取代法的約束,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,在所難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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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自我反對的改革?

        以學者羅志田的觀點來看,辛亥革命的發生,朝廷失信于人只是一方面,更深層的原因在于,在中國的小政府傳統下,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,也沒有集全國之力,應對現代戰爭的動員能力,而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也并不鼓勵國家與民爭利、對外多欲。

        “追求富強”是個新理念,實則清廷所面臨的挑戰是結構性的,它是拖著幾千年農業文明的老邁臃腫之軀,對抗年輕的現代工業文明。又因為中國之大,各地一齊反應的難度很大,所以近代一直有地方自治的聲音,湖南也是率全國之先主張獨立自治,聲勢很強的地方。

        模糊或者清醒中,清廷的改革舉措里很多面向現代化。在遺老眼中,清朝亡國有“三妖”:新軍、留學生、諮議局。直接促成清王朝覆滅的,也的確是武昌的新軍起義。從這個認識來說,清廷死于自己的改革之中。

        1905年日俄戰爭,日本以一亞洲小國打敗了龐大的歐洲國家俄國,給時人極大震驚,檢討原因,不少人認為要害在于日本是立憲政體,所以清末以來的改革,宣稱以立憲為取向。

        1907年(光緒三十三年),兩廣總督岑春煊上奏朝廷,提出在中央設立資政院(上院),變通督察院為國會(下院),另外,各省設立諮議局,作為官民合議機構。其后,袁世凱提出更完備的方案。

        當諮議局真正要落地的時候,地方督撫多持觀望態度,揣摩朝廷意圖,立憲派活躍的地方,諮議局便有推進。諮議局第一屆會議時,浙江巡撫增韞對其贊譽有加,上奏稱“自開會以及閉會,其間秩序井然,實能共攄忠愛,以圖富強之基”,但后來和諮議局產生爭執后,再次上奏已是另一種態度:“我國向無此制,議員胸中茫然,尚不知何者為應議之事?!睕]有公共討論的傳統,立憲的根便無從生長,需要時間培育。

        立憲的問題沒有在清解決,也沒有在民國真正解決,宋教仁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。其實,指望通過立憲來解決龐雜的社會問題、國際問題、經濟問題,也的確期許太多,它所能解決的問題本就是有限的,主要是權力的制約,至于民族自立、民生改善問題,以及其他現代國家生活所需要的制度,還有很多很多,其中一些,從清末就開始做了。

        比如為建立全國性的財稅體制,清廷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其內容包括:清查地方財政狀況,編制全國財政預算案,集中財權于中央;整頓舊稅,開征新稅,進行國地稅劃分的籌劃;設立銀行,改革幣制,建立近代審計制度等。這些改革內容,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屬首次,其財稅改革思路也延續到民國。

        再如統一的全國性的、現代化軍隊。朝廷并沒有全國統一的軍事力量,雖然建立了四支艦隊,但相互之間彼此獨立,也沒有協調關系,甲午海戰,北洋獨力抗爭,南洋艦隊、廣東艦隊都守在自己的防衛區,完全沒有支援的意思,所以有“甲午海戰是李鴻章一個人和日本打”的說法。

        1901年(光緒二十七年)廢除武科舉,在北京成立練兵處,袁世凱掌握練兵處的實權,各省成立督練公所,領導各省編練新軍。袁世凱的“北洋六鎮”就是最先成立的新軍。張之洞也在湖北編練新軍,招募洋管帶操練,派人出國學習,設立陸軍學堂,建成“湖北常備軍”,效果顯著。張之洞無不自豪地說:“湖北自丙申以后,即盡摒棄舊習,以西法練兵,故今日湖北陸軍,東、西人來觀者,皆言甲于各省?!?/p>

        他們兩人練新軍成果突出,成為全國楷模,1902年(光緒二十八年),清廷令河南、山東、山西選送軍官到直隸受訓,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選送軍官到湖北受訓。

        至于新軍顛覆了王朝,自然是改革者所沒有預料的。由此觀之,國家、國民、統治集團其實不同,國家要強,國民要富,統治集團要安全,這三重邏輯并一定完全重合,改革的目標與改革的結果之間充滿沖突與意外,所指向的,更不一定是某個預期的實現。

        皇族內閣的組建,很明顯是以皇權安全為目標的動作,但它反而招致了各界反感,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和皇權的顛覆;朝廷以富強為追求的現代化改革—“亡國三妖”,雖然斷送了王朝的命,但清廷覆滅后清皇室還得以善終,避免了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悲劇,也不能不說,是它從對自己的反對中,獲得了另一種生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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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《建黨偉業》劇照


        妥協與讓步的B面

        辛亥革命在根本上改變了政治制度,也是對絕對權力邏輯的一次更新的嘗試,同時沒有發生大的流血沖突,沒有造成以前改朝換代那樣的大動蕩和人口減少,這一點放在中國的歷史周期中來看,并不常見。

        在中國的傳統帝制時代,最高權力的壟斷程度在世界范圍內較重,圍繞權力的斗爭也特別殘酷,為了爭奪帝位,皇室兄弟之間自相殘殺,前有晉代八王之亂,后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,不勝枚舉;民間稍有可能,也不會踏實地坐以待斃,“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”,“皇帝輪流做,明年到我家”,這些想法在普通中國人那里沒有太大障礙。

        改朝換代往往意味著生靈涂炭。按上海哲學社會科學“九五”規劃重點課題研究成果《中國人口史》的估算,西漢末年,王莽大亂,到東漢建立時,人口減少近三分之二;東漢末年黃巾起義,三國紛爭,世局動蕩,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無雞鳴”,人口又驟減一半以上;由隋末至唐初,人口再次減少一半;唐末安史之亂,人口又劇減近一半;宋元更替、明末農民起義、清末太平天國起義,人口無不大量減少。

        辛亥革命做到了較為和平的權力更替,皇室也沒有受到戕害,已與現代文明觀念的輸入有莫大關系。后來進入軍閥時代,反袁、反復辟、直皖、直奉四次戰爭中,真的被指控為戰犯,加以逮捕追責的,并不多,因為都不愿對彼此下狠手。四川的軍閥間打仗時,甚至出現過兩支軍隊在川渝郊外激戰時,雙方軍官卻在同一張桌上打麻將,兩方的下級到桌子上來報告戰爭的情況。戰爭結束,勝利的一方還會保護戰敗的一方周全。

        這場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意義上都并不徹底的革命,少了些你死我活的爭奪,背后是大量的妥協。

        辛亥革命(廣義上的)在早期,種族革命的號召是要強于政治革命的。同盟會的官方口號是“驅逐韃虜,恢復中華,建立民國,平均地權”,但根據辛亥元老李書城的回憶,同盟會在宣傳革命時,只強調前兩句,而很少提后兩句。

        陳天華的《猛回頭》,將中華禍亂追溯至異族進入,千年來漢族以眾受制于寡,是因為“不曉得種族主義”,既如此,他要喚回漢族意識:“于今這滿洲滅了我中國,難道說我們這些人就不想恢復了嗎?”鄒容的《革命軍》認為只有革命才是進化為文明強大國家的方法,而要擺脫弱小受奴役,需要“脫滿洲人之羈縛”?!皳P州十日”“嘉定三屠”等歷史舊事也被翻出宣傳。

        顯然,要進行廣泛社會動員,需要借助最樸素的情感;以公理和文明相號召,現實的動員效果有限。所幸,辛亥革命在后來沒有滑入種族革命的深淵,而是以“五族共和”代替了“驅逐韃虜”,從文明的方面看是進步,從現實的方面來看,也與可以作為袁世凱內逼清帝退位、外向革命黨爭政權的談判籌碼,得以被保留有關。當民國成立后,孫中山發表對外宣言,于其中承諾了對滿人的保護條款。

        錢穆先生于亂世中寫作《國史大綱》,滿懷感情地在序言中寫道:任何一國之國民,當需對本國歷史略有所知,所知后,必附隨一種對本國歷史之溫情與敬意,既不會對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,認定其一無是處,也不會抱持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,自信我們已站在已往歷史的最高頂點。

        如今回望,辛亥革命確留有各種遺憾,民國成立之后的幾十年里,立憲理想一直被權力政治扭曲,國家也深陷于國弱民貧的泥沼,又受到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傷害,但若對辛亥革命史和近代史略有所知,便不能不對時人抱有一種溫情的敬意,曾經的革命者沒有做到的,后人是不是還有當年的勇氣繼承之。

        辛亥革命的功績之一,是將共和的觀念深深扎入中國社會,并且再也不能使中國人甘愿做奴隸,各種迎回皇帝的試探,從此無不失敗。從這一點來說,中國并不“古老”“頑固”,她善于接受變化,那么,在這片土地上升騰起來的,那些向善的、為公的希望,也就不會消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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